以英國為基地的國際高等教育機構（QS）2025年6月19日公布了2026年世界大學排名報告，本港有五所高校進入全球排名前100名，且比2025年之排名次序有所上升，分別為香港大學（11）、香港中文大學（32）、香港科技大學（44）、香港理工大學（54）及香港城市大學（63）（按：括號內為2026年全球排名次序）。我們姑且不論其排名的可信度有多高（評論容後再述），但以香港一個彈丸之地（2023年人口：750萬），能有五所本地高校進入世界百強，表現上可說是值得高興的一件事。
在亞洲地區，排名很不錯的新加坡，其2023年人口為592萬（為香港人口之79%），有兩所大學排名進入世界百強，分別為新加坡國立大學（8）和南洋理工大學（12）。而擁有14億人口的中國內地，共有五所大學排名在百名之內，即北京大學（14）、清華大學（17）、復旦大學（30）、上海交大（47）和浙江大學（49）。「百強」數目與香港相同，如以人口比率上看，表現可說不及香港。不可否認，中國的高校已快速崛起，逐漸趕上。
QS是怎樣的一個機構？
QS全名為Quacquarelli Symonds（QS），根據網站資料，它是一家提供高等教育產品服務的盈利性質機構，總部設在英國倫敦，並在歐洲、亞洲和美洲設有辦事處。QS開始之際與泰晤士高等教育機構（THE）合作，首次於2004年推出世界大學排名報告（THE-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2009年泰晤士高等教育機構脫離QS，獨立推出本身的世界大學排名榜，從而與QS分道揚鑣。
在QS的大學排名於2004年推出之前的一年（2003年），上海交通大學首次發表了第一份「世界大學學術排名報告」（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ARWU）。與QS的綜合排名不同，ARWU的排名是根據不同的客觀研究指標如諾貝爾獎與Fields Medals得主人數、高頻率被引述的研究員、在國際頂級學術期刊發表的著作數等學術指標，評估世界約2500家大學的研究表現。
上海交大的ARWU世界大學研究報告與QS的兩個排名榜，可說是世界最早出現的兩個以世界不同大學為目標來排名，因此受到不少教育界和一些團體的重視。當然，由於性質和所採用的指標不同，且評估的嚴謹性亦不一，因此所得出的排名結果有所不同。
目前除了上述ARWU、QS和泰晤士高等教育機構三項全球大學的排名外，《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雜誌（U.S. News and World Report）近年亦參與了世界大學排名報告。這本美國頗具影響力的時事雜誌（周刊），早在1960年代已為美國的高校全面排名，主要分為全國性大學（National universities）和博雅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s）兩個類別分別排名。教育界對排名的結果有不同的看法，這是很自然的，但由於歷史悠久，而且排名亦較客觀，因此受到美國各界人士的廣泛重視。
此外，加拿大的《麥克林》時事雜誌（Maclean’s Magazine）亦在70年代開始為加拿大的高校分三類型排名，即一、有醫科的綜合性大學；二、具廣泛研究能力的綜合性大學；三、以本科為主（即博雅型）的院校。Maclean’s所採用的評估指標與《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這本時事雜誌有所不同，但評估方法頗為嚴謹，資料亦具公開性，因此結果亦較為加拿大各界人士所認同。
筆者必須強調，排名是一場數字遊戲，每個人對排名方法和結果會有不同的看法。
評QS 2026全球大學排名方法
大學的排名必須有所依據，即根據哪些標準（criteria）或指標（indicators）來評估？2026年QS採用的評價指標如下：
筆者對QS所採用的五項總指標與十項子指標並無異議，除了上海交大的指名是世界大學的「研究表現」排名外，其他的綜合性排名，不論是QS抑或泰晤士高等教育機構（THE）的排名均頗為相似，不外是研究、畢業生就業情況、教學和師生比率等指標，所不同的地方是指標如何細分、及加權數若干。
QS的五項總指標中，「研究表現」（research discovery）一項的權重為50%，在各指標中佔比最高，其中涵蓋學術聲譽（academic reputation，佔30%）和每名學術人員發表論文的被引用率（citations per faculty，佔20%）。根據QS公布的資料，2026年的排名報告涵蓋的日期由2024年9月至2025年4月，被評估的全球大學有1501所，涉及1640萬篇學術論文，151000名學術人員以及100000名僱主，數據量可說極其龐大。在八個月內，須動用多少專業人員來客觀評核是一件極其困難的工作。
筆者認為評核指標中佔權重30%的「學術聲譽」，其準確性和科學性最可質疑。在「受邀」的評審員中，到底對報告內的1501所受評核的大學認識有多深？能客觀地給各院校予以公正的評分嗎？筆者認為一名專業人士要深入認識所有被評核的院校幾乎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即使是在同一個國家內，也沒有一個學者專家有能力為所有大學給予一個客觀的評分。筆者認為，排名機構對「學術聲譽」這項指標評分，其公正性和客觀性存在一個很大的問號。筆者不敢說排名機構對此指標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但如果內部沒有一個評審機制或制衡方法（check and balance），結果會存疑。
至於每名學術人員的論文被引用率（citations per faculty），網上的一些機構或團體雖可查閱出學者在著名學術期刊上的著作及引用率，應具有較大的公信力。QS公布的背景資料指出，數據涉及1640萬論文以及151000個學術人員，這是一個極為龐大的數量，要在八個月的時間內完整地、客觀地評價如此眾多學者的研究水平及其代表院校的學術水平，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QS受邀的評核者本身的學術水平及背景如何？有關資料卻欠奉。
筆者認為，上海交大的世界大學研究表現排名報告，由一所知名大學教育研究機構，用更清晰的指標和客觀數據來評分排名，其可信度更高，而其研究表現數據亦廣泛受各國高校和學者引用。
此外，筆者認為自1993年起，香港教育資助委員會（UGC）對所屬八所公立大學所進行的六次研究評審（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RAE）工作，其可信度高。教資會每次的研究評審均邀請高校相關的資深學者（每次評審包括本地和海外學者擔任評審專家，而近期更以海外學者為主）。
這些評審員以獨立受邀的專家身份，評審各院校全職教學人員過去數年的研究表現。年次評審，學者須提供其過去一段時期最佳的三至五項研究成果供評定，每次評審的年期由三至五年不等。一般而言，評審分13個評審小組（Panels），專家成員一般超過300人，以國際標準評審約53個學科（cost centres）學者的研究成果，最後制定一個各院校各學科及整體研究水平數據，代表各受評院校的整體研究表現。由各院校開始收集各教員的研究成果，再向教資會提供相關資料，最後由專家進行細緻的評審，前後涉及的時間最少三年。因此，UGC的研究評審可說嚴謹、公平、公正和客觀，沒有多少學者會質疑其可信性。
筆者對QS選用院校的「環球聯繫」作為相關評價指標是贊同的，對「國際教員」和「國際學生」的比率的權重亦無異議。香港高校一向聘用不少海外國際教員任教，在公平競爭下近年更大量聘用了優秀的「海歸」教員，且其佔比愈來愈高。據報道，「海歸學者」平均已佔各院校全體教員過半。此外，由2000年開始，各校亦積極招收非本地生，國際生的比率亦逐年提高。QS的這兩項指標，可能為香港個別高校帶來較高的評分。
迄至目前為止，本港高校吸收的非本地生仍以內地學生為主。優秀的海外生，特別是來自歐美國家學業成績優秀的學生，當中願意來港就讀者，數目仍然不多，難與歐美（特別是美、加、英）等國的名牌大學相比擬。
香港部分高校排名靠前之謎
香港部分高校歷年在QS世界大學排名屢獲佳績的原因何在？有何玄機？筆者認為，重要的原因之一，可以追溯80年代後期及90年代，香港高校生態的極速轉變說起。自70年代後期，筆者開始在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任教，目睹香港高校的快速發展，不少院校對大學教員入職的要求愈來愈嚴格。首先是入職者須具有相關學科的博士學位，視博士學位為踏入大學任教的先決條件，向北美（美國與加拿大）辦學良好的大學看齊，例如較後加入教資會的嶺南學院（後正名為大學），在95年陳坤耀教授接掌大學開始即提出教員「博士化」的要求。
香港高校開始發生質的改變，對大學教員的學術水平要求不斷地提升。眾所周知，讀哲學博士（PhD）學位者須經過嚴謹的研究方法訓練，必須證明有能力獨立進行學術研究。後來，某些學科（特別是理工科）除了博士學位的要求外，最好能在申請大學教職前已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過著作，證明自己有學術研究的能力。
筆者認為，香港高校學者研究水平的大力提升，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香港教資會於1993年開始對屬下八所高校進行的研究評審（RAE）工作。1996年進行的第二輪研究評審及其後進行的數次研究評審工作，教資會已把各院校的評審表現與各院校的每三年一度的撥款額掛鈎。教資會的撥款方法（公式）主要依據各校的學生人數、學科的性質、以及研究表現等因素而定，而院校的研究表現約佔撥款額的18至20%。研究表現按國際學術標準，如教員在不同級別的國際學術性期刊發表的論文而制訂，頂級（top-tier）國際學術期刊發表的文章得分最高，而刊在第三級學術期刊論文，往往不獲評分。教資會對各校教員均採用同一學術標準評核，不分研究型與教學型大學。
由於香港教資會對各院校撥款與院校的研究表現掛鈎，院校為獲得更多的資源和經費，因此要求本身所屬的大學教員在研究上有良好表現，未達標的學術人員在約滿後不獲續聘，而教員的「永久聘約」（即香港院校所稱的實授聘任，substantiation）或晉升亦以研究表現為主要考慮因素（另外兩個因素為教學質量與服務）。院校對教員的研究要求對後者造成了一個沉重的壓力。為了生存，大學教師於是把主要的精力投放在研究及發表著作，這便是學術界所說的「不發表即死亡」（publish or perish）。
在這種壓力下，香港學術人員的研究和著作，自2000年後得到飛躍性的發展，不少個別院校的學者在世界知名的學術期刊發表了數量可觀的論文，這方面尤以理、工、醫科領域的表現最為突出。以筆者較為熟悉的商管（含會計、財務、組織管理、市場營銷、國際企業及決策科學等）、以及經濟學門類而言，不少本港個別院校的學者，近20至30年來亦在國際頂級的學術期刊發表了頗多的學術論文，獲得歐美等地國際知名學者的普遍讚譽，學術可說是無國界的。由於香港學者在國際不同學科學術期刊發表的論文，在質及量上均得到飛躍式的發展，香港一地近年已成為世界研究與出版的其中一個「鎮地」（power-house）。這項成就，肯定反映在QS的「研究發現」這一高權重（weights）的指標上。
此外，香港高校的畢業生出路一向良好，就業率普遍很高，而畢業生的聘用者不少是國際知名的大企業，因此估計在「就業與成果」這項佔20%權重的指標上得分不差。再者，香港院校的國際化程度一向很高，因此在院校的「國際教員比率」、「國際研究網絡」以及「國際學生比率」等數項指標上估計亦可得高分。
香港高校參與商業活動的玄機
在目前較知名的四個進行國際性排名的機構而言，上海交大的世界大學研究表現排名是由一個國家級的上海交通大學教育學院主持，它是一個純學術性機構，沒有商業背景。
泰晤士國際教育機構主要業務是從事大學排名，而《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是一個時事性雜誌，它進行的大學排名旨在提高該雜誌的聲譽和流量，具有一定的商業味道。至於QS，它則是一個純商業及盈利性質機構，其業務主要在提供各種教育服務，在上述三個大學排名機構中，商業味道可說是最為濃厚。QS在2004年推出世界大學排名榜後，在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名聲大噪。某些大學對形形式式的大學排名榜結果表示關注，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院校本身排名的高低，多少會影響她的聲譽和收生結果。
QS的世界大學排行榜自2004年面世以來，英國和亞洲地區的院校與大眾對其排名結果最為關注，這與QS在這些地區所作的對外宣傳有關，至於在歐洲大陸和美洲等地區，它受到的重視程度則較低。QS之後，《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在本身從事美國院校多年大學排名的基礎上，近年亦推出本身的世界大學排名，與QS和THE競爭，其排名較受北美與歐洲國家重視。《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的世界大學排名，主要是根據13項研究水平的硬性指標來進行，不含頗受爭議性且較難量化的「學術聲譽」指標（按：QS在此指標佔30%的權重）。
筆者多年前已留意到，QS推出世界大學排名榜後，基於市場的需求，開始在高校密集推廣活動，例如邀請院校參加它主辦的形形式式研討會、工作坊以及在它的刊物和網頁上刊登廣告，QS甚至為個別院校主持講座，教導如何向QS提供相關資料為排名作準備，以上活動所涉及的費用肯定不菲。
多年前開始，本港已有個別院校積極參與上述QS 的活動，這已不是什麼秘密。據悉，本港某些院校有專門工作人員負責大學的排名工作，熱衷參與QS提供的上述商業活動，這些舉措，最後是否會反映在該院校排名名次上？這是一個敏感的問題，筆者不敢妄下斷言。另外一個可資討論的課題是：應如何最有效運用大學資源？把資源投放在「改善」排名上，是否有必要？
作者按：本文純屬個人觀點，與本人過去服務之機構或現今擔任公職的團體無關。
